语言塑造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

    原文发表于2012年2月11日online.wsj.com网站

               作者：LERA BORODITSKY  翻译：吴士异

    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人类语言，人类有了语言才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语言同样也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这一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有争论。最近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语言是如何影响着言语者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形成的。

    我们说话的语言能够塑造思维模式吗？语言只是简单地表达思想，语言结构是否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我们要表达的思想呢？

   有一首儿歌中有句话：“蛋壳先生坐在了……。” 以这首儿歌的只言片语为例分析，它就揭示了人和人的语言有多么的不同。在英语中，我们必须标明动词的时态，儿歌中说的是“坐在了”而不是“坐”。在印尼语中，你就不必变换动词时态了（实际上你也不可能变换）。

    在俄语中，如果蛋壳先生的确已经坐在那里了，你不仅要变换动词的时态，而且要变换动词的性。你还要确定“坐”的行动是否已经完成了。如果我们的英雄蛋蛋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一直坐在墙头上，而不是摔了下来，那么动词的形式还要变化，。

    在土耳其语中，你还必须在动词中表明你是如何获得这一信息的。比如：你是亲眼看到这位胖墩墩的家伙坐在墙头上，你就要用一种动词形式，如果你只是读到或听说的，那你就要用另外的动词形式。

    那么说英语、印尼语、俄语和土耳其语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不同，就要完成整个观察、理解和回忆不同的过程吗？

    这个问题触及了心智研究争论的所有重大分歧，其中包括心智对政治、法律宗教的重大影响。但是直到最近，这些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了一点实际成果。语言可以塑造思想的观点，长久被认为是最站不住脚的，而且还经常被认为是发疯了，是错误的。现在，一系列认识论研究新成果表明，语言事实上的确在深深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语言能否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沙勒迈恩曾声称：“拥有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暂居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一观点是不受科学界欢迎的。乔姆斯基博士提出，人类语言有普遍通用的语法，特别是在多方面没有重要差别的语言更是这样。因为语言相互之间没有区别，所以这一理论认为说语言差别导致思想差别是不存在的。

    研究语言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人还拿出关于语言的有趣资料来说明这一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语言学家更深入地探讨了世界上的语言（世界上有7000种左右的语言，他们只对其中一小部分做了分析），就得出无数出人意料的差别结果。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说因为人们的语言不同，就意味着他们想问题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在过去10年中，研究认识论的科学家不仅检测了人们如何说话，而且还检测人们如何想问题。他们提出是否凭着对时空这一基本领域的体验，以及时空的因果关系，我们就可以用语言来构造对时空的认识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在澳大利亚偏远的波姆普劳土著民族，语言中没有“左”和“右”的概念，他们在诉说每件事情时都使用绝对方位术语（北，南，东，西），比如说“在你西南方脚上有个蚂蚁。”波姆普劳人打招呼时不说“hello”，而是说“你到哪里去？”，最好的回答就是“到南方西南方很远的地方去。你呢？”如果辨不清方向，那你就完全不知道如何打招呼了。

    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语言（在所有物理环境中）说话是讲绝对方位的。经过不断地语言实践，讲这些语言的人群结果都变得相当熟悉方向，即便不熟悉地理环境，也知道自己在什么方位，科学家认为他们超出人类辨别方向的能力。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区别，经过语言训练，就可以把空间概念化了的行为方式。

    人们对空间看法的差别绝不仅限于此。人们依靠空间知识，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抽象的，包括时间、数字、乐器音调、亲属关系、道德和情感等在内的想象力。所以如果说波姆普劳人对空间的看法不同的话，那他们对其他事物，比如时间的看法也不相同吗？

    为了探寻究竟，我的同事艾里斯·加比和我来到澳大利亚，向波姆普劳人出示了几组展示某写时间段内人类进步的图片（例如：古代不同时期的人类的图片，或者正在吃香蕉的图片。）要求他们把这些无序的图片按照正确的年代顺序排列起来。对每个人都进行两次测验，每次都让他们面向不同方向。与此同时，要求说英语的人把图片按时代从左向右排，说希伯来语的人从右向左排（因为希伯来文字是从右向左写的。）

    结果我们发现，波姆普劳人总是把图片按时代从东向西排列。也就是说，他们坐北面南时，图片是按时间从左向右排列；当坐南面北时，是从右到左排列；当坐西面东时，是从远处向身体近处排列。当然我们并没有告诉参与实验的人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方向，但是波姆普劳人却已经知道了他们面对的方向。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使用他们自己的时空定位方法，按年代排列不同时代的照片。世界上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还有很多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方式。说普通话的中国人，把未来排在下面，把过去排在前面，南美洲说艾马拉语的人，把未来排在后面，把过去排在前面。

    除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的差异外，语言还可以塑造人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比如：说英语的人喜欢用行为的实施者来描述一个事件。他们总是倾向于这样说：“约翰打碎了花瓶。”就是在某些意外事件中也是如此。说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则更喜欢这样说：“花瓶打碎了。”不同语言的差别，对言语者理解事件，确定事件和行为者之间因果关系，对他们作为目击者的记忆，以及他们如何谴责和处置他人，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斯坦福大学凯特琳·福塞的研究中，让讲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一起观看人们故意或偶然捅破气球，打破鸡蛋，抛洒饮料的录像。看完之后，她对每个人都做了令人吃惊的记忆测验。参与实验的人会被问：“某一件事，你能记起是谁干的吗？”她发现，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记忆差别。说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记不起偶然行为的实施者是谁，说英语的人同样不记得。请注意，对故意行为，他们却能准确记起行为人是谁（因为在他们的语言是要经常提到行为者名字的）。但是对偶然为行为的实施者，他们的名字虽然在西班牙语和日语中也经常提到，但他们却记不起他们的号码或名字。

    在另一项研究中，说英语的人在一两个文字记者的陪同下，观看詹妮特 杰克逊臭名昭著的《衣柜的失误》的录像（贾斯汀·汀布莱克用英语第一人称演出的一部录像）。结果显示，除了对录像中最后一段话说法一致外，其他都不一致。对这最后一段话，一部分人用主动语态表述“扒掉衣服”，而另一部分人则用被动语态表述“衣服扒掉了”。虽然他们看的是同一部录像，都亲眼看到了扒掉衣服的动作，但是是语言起到了作用。用“拔掉衣服”表述的人，不仅责骂贾斯汀·汀布莱克，而且还主张对其处以高额罚金的人数占53%。   

    除了空间、时间和因果之外，研究还指出，语言模式还可以塑造其他很多思维方式。说俄语的人在语言中对光亮和黑兰的辨别力格外强，他们能更为精确地辨别蓝色阴影。皮拉罕是巴西亚马逊地区的一个部落，他们在语言中经常回避多少之类的数量概念，因而他们不能确切记述数量。我们还发现，莎士比亚不能辨别玫瑰：叫什么玫瑰都一样芬芳（就是蒙上眼睛的人香味闻也能闻出来）。

    语言模式是文化形态和文化特质的窗口。比如：英语句子里注重行为的实施者，在司法系统中，只有找到犯罪者才能对其判决（而不是通过找到受害者，证实危害程度，作为替代的司法证据），给以相应的处罚。

    当然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是人类发明和塑造出来，以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工具。这就是说，说不同语言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事实，并不是告诉我们语言塑造了什么思想或其他什么东西。为了表现语言的因果作用，我们就要研究的是语言直接表达和认知效果之间的关系。

    最近几年的研究有一个进展，就是精确地展示了这一因果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改变了人的说话方式，就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如果人们学会了另一种语言，那就是在无意中学会了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讲多种语言的人，当他从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他也就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维了。如果消除了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应该说这是一种非语言工程），那么他们的行为表现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时候会使他们看上去像兔子或婴儿一样不聪明。（比如：在最近的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让学生看到在荧屏上显示出的一些斑点，然后问他们看到了多少斑点。如果让他们像通常一样去数那些斑点的数量，他们的回答会很正确。如果让他们一边打着节拍一边不出声地记忆数目，去数斑点数量，回答仍然很正确。但是如果要他们像重复新闻报道一样，口头完成这项任务，他们的回答就会失败。换言之，他们需要有数数的语言技巧。）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显示，我们所说的语言，不仅能反映和表达我们的思想，而且还可以塑造我所要表达的思想。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语言，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构造，使我们变得如此聪明和复杂。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奇特的天赋。我们发现学习语言，就是在是在锻造我们做人的能力，从而到达人类自然本质的顶峰。既然我们了解了到语言使言语者在行为上出现差别，我们也就能了解因为语言也可以出现戏剧性的差异。下一步要研究的就是，就是帮助我们构成极为复杂的人类知识系统的语言机制。了解到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将帮助我们超出现有想象得到的思想范畴，创造出新的思想。这一研究直接触及到人如何自我了解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呢？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在的思维模式呢？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答案就是在于我们所会说的语言。 

                    2012年2-月11日翻译于邢台

    注： 作者莱拉·保罗季茨基 （Lera Boroditsky）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心理文化前沿》杂志的总编。